林一從柏林返回北京的航班上，意外地在商務艙遇到了熟悉的面孔——杜文博，他在德國讀博時期的同學，如今已是歐洲某大型工業集團的首席技術官。

“林一？真巧！”杜文博驚喜地打招呼，隨即注意到林一臉上的疲憊，“剛從學術會議回來？”

“算是吧。”林一坐到鄰座，接過空乘遞來的溫水，“去柏林工業大學做交流。你呢？”

“去慕尼黑考察一個自動化項目。”杜文博打量著林一，“聽說你的紅星最近動靜很大。歐洲圈子里都在傳，說你們找到了一種‘魔法公式’，能讓工業系統自己學會適應環境。”

林一苦笑：“如果真有魔法就好了。我們只是嘗試讓系統學會‘傾聽’——傾聽環境，傾聽使用者的經驗。”

杜文博來了興趣：“我看了施密特博士那篇演講的德文版。說實話，剛開始覺得有點...玄學。但后來我們集團在荷蘭的一個海上風電項目遇到了類似問題——傳統控制系統在復雜的北海環境中表現不佳。你的‘節律學習’概念，給我們提供了新思路。”

接下來的飛行時間，兩人深入討論了技術細節。杜文博分享了他們在北海遇到的問題：多變的海流方向與風速組合產生的復雜振動模式，讓傳統基于固定模型的控制算法頻頻失效。

“我們嘗試了各種強化學習算法，但訓練成本太高，而且模型在新場景下泛化能力差。”杜文博說，“你們那個‘環境節律學習模塊’的架構，似乎更注重系統的‘感知-適應’能力，而不是‘預測-控制’能力。”

林一點頭：“我們發現，在高度動態的環境中，試圖精確預測未來狀態往往是徒勞的。更重要的是培養系統對當前狀態的深刻感知，以及基于這種感知的快速適應能力。”

他分享了深海平臺的最新進展：系統如何從單純的“被動適應”進化到“主動共鳴”——不僅能跟隨平臺的搖擺節奏，還能在某些關鍵時刻施加微小的反向作用力，幫助平臺在極端風浪中保持更穩定的姿態。

“這聽起來像是...”杜文博思索著恰當的比喻，“像是高水平的沖浪者？不是對抗海浪，而是理解海浪的形態，找到最佳的平衡點，甚至利用海浪的能量做出動作？”

“很好的比喻。”林一笑起來，“我們的一位風電老師傅說得更直白：好的系統要像老船長的腳——站在搖晃的甲板上，不需要思考就能自動調整重心。”

飛機開始下降，北京的城市輪廓在云層下顯現。杜文博突然問：“林一，你有沒有考慮過，把你們的‘內生安全自適應’理念，做成一個開源的技術框架？”

這個問題讓林一愣住了。

“我注意到，你們的技術文檔中有很多理念性的描述，但具體實現細節被保護得很好。”杜文博繼續說，“這在商業上可以理解。但如果你想真正影響行業發展，或許需要更開放的方式。特別是在當前ohaa條款造成的技術分裂背景下，一個開放的、跨文化的安全技術框架，可能會成為打破壁壘的契機。”

這個建議像一顆種子，在林一心中落地。開源？將紅星花了數年時間、投入巨資研發的核心理念開放給全世界？

但轉念一想，杜文博的話不無道理。技術壁壘的根源往往是理念的不兼容。如果能在理念層面達成共識，具體的技術實現反而可以有多種路徑。

“我需要仔細考慮。”林一誠實地回答，“這涉及到公司的根本戰略。”

“理解。”杜文博遞過一張名片，“如果你有這個意向，我們集團愿意作為第一批合作伙伴參與。歐洲市場需要ohaa之外的選項，而你們的技術理念，恰好提供了一種不同于傳統美國思路的可能性。”

飛機降落后，兩人在機場分別。杜文博要去轉機回德國，臨別時說：“林一，還記得我們在亞琛讀書時，那個總愛說‘技術應該有溫度’的老教授嗎？我當時覺得那是浪漫的空話。但現在，看著你們做的事情，我好像開始理解了。”

回到公司，林一立即召集核心團隊，分享了柏林之行的收獲和杜文博的建議。

會議室里出現了明顯的分歧。

“開源？這太冒險了！”財務總監首先反對，“我們的研發投入是以億計的。開放核心框架，等于把果實白送給競爭對手。”

市場總監則持不同看法：“從市場策略角度看，開源可能是個機會。當前國際環境下，ohaa把很多國家逼到了墻角。如果我們能提供一個開放的、中立的替代方案，可能會吸引大量‘中間地帶’的客戶。”

陳穹從技術角度分析：“我們的核心競爭力不在于具體的算法代碼，而在于整套方法論——如何將東方哲學中的整體思維、動態平衡理念轉化為工程實踐。這個方法論是開放的，但具體的實現可以分層級：基礎理念開源，高級應用閉源。”

討論持續到深夜。林一沒有急于做決定，而是讓大家各自準備詳細的利弊分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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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此同時，紐約的林曦正面臨她自己的“開源”困境。

伊莎貝爾的告別演出大獲成功。演出錄像和算法生成的水墨影像在藝術圈引起轟動。一家知名科技公司聯系林曦，希望購買她“氛圍流變”算法的使用權，用于開發“情緒感知”可穿戴設備。

“他們開價很高，”林曦在家庭視頻通話中說，“但他們的商業計劃讓我不安——想把算法用在員工情緒監控、消費者行為預測上。這和我的初衷完全相反。”

宋清輕聲問：“曦曦，你最想用這個算法做什么？”

林曦沉默片刻：“我想...我想用它幫助人們更好地理解自己，理解彼此。就像‘城市呼吸’項目那樣，不是監控，而是關懷；不是預測控制，而是提供覺察。”

“那為什么不自己主導這個方向？”林一在屏幕那端說，“如果商業公司對你的算法感興趣，說明它有真實的價值。但價值如何實現，取決于誰掌握方向盤。”

這個對話讓林曦豁然開朗。她拒絕了那家科技公司的收購要約，但提出了一個合作方案：共同開發一個開源的藝術算法平臺，讓藝術家、心理學家、教育工作者可以自由使用“氛圍流變”算法的核心模塊，但必須遵守嚴格的倫理準則——所有應用必須透明、自愿、服務于使用者的福祉。

出乎意料的是，對方接受了這個方案。“情緒科技是未來的大方向，”對方負責人說，“但我們也不想成為‘黑鏡’式的反派。開源加倫理約束，也許是建立行業標準的好方法。”

兩周后，林一收到了杜文博從德國發來的詳細合作方案。歐洲工業集團提議聯合成立一個“開放韌性系統聯盟”，首批成員包括來自德國、瑞士、荷蘭、瑞典的六家工業企業和研究機構。聯盟的目標是共同制定一套基于“內生安全自適應”理念的工業系統開放標準。

“這是個歷史性的機會，”戰略總監在討論會上激動地說，“如果我們能主導這個國際標準的制定，就等于在ohaa的圍墻外，建起了自己的花園。”

但林一看到的不僅僅是商業機會。-->>他想起了柏林沙龍上那些對話，想起了深海平臺上王工滿是油污的手，想起了顧老畫室里那幅未完成的山水。

技術應該是什么樣子？是封閉的堡壘，還是開放的花園？是控制的工具，還是對話的媒介？